骆驼是一种有灵性和情感的动物，在戈壁滩上顺着驼印就一定能找到水。在长期自 然选择中骆驼与特定生态环境形成了默契的共生法则，它们对草场践踏性极小，能与荒漠草场和谐共生。“骆驼刺”是骆驼的食物，而生长骆驼刺的地方地下水水质一般较好。 灌木丛籽经骆驼肠胃消化随粪便散落沙漠，其籽经雨水灌溉发芽生根。经骆驼消化的沙漠植物耐干旱、耐盐碱、抵御风沙。有的植物只有骆驼将其顶部吃掉，它才会横向生长，渐成植被。

   中世纪的中国具有超强的综合国力和丰富的物产，吸引了无数胡商千里迢迢来到中原。“沙漠之舟” 骆驼，以其默默无声的千年负载，成为“丝绸之路”当之无愧的象征。胡商以这种特殊的运载工具，背负宝石、香料、玛瑙而来，又满载丝绸、瓷器、茶叶而归，异域的礼俗、宗教和文化也随之纷至沓来，胡风礼俗、胡乐歌舞成为盛极一时的长安风尚。他们为东西方文化交流和贸易往来作出了特殊贡献，并播下了友谊火种。唐代强盛，于西域各地置都护府，使汉代开拓的“丝绸之路”重新畅通。骑驼陶俑塑造了盛唐时西域康国人东来中夏的情景，表现了他们在我国经商之暇，戏猴、骑驼漫游情趣。

   在唐代，骆驼已成为丝绸之路上主要的交通运输工具。满载着中原地区的丝绸、瓷器、铁器、纸张、金银器等物品的驼队，通过中亚和西方的沙漠出口到亚洲国家。 而中亚和西亚的特产香料、珠宝、毛织物等物运来中原，如今在我国新疆、西安等地发现的波斯银币、阿拉伯金币等。在中亚撒马尔罕发现的唐代铜镜、铜钱、丝织品、三彩器等，成为见证了中国对外交往历史。 在当时人员的往来也很频繁，我国不少手工业工匠侨居西亚，传去造纸技术、丝织技术等。而许多波斯、阿拉伯商人工匠，张来到陆地和海上，广州，一个长期的非居民在其他地方， 在长安有波斯人经营的邸店、珠宝店，也有中亚各国商人开办的胡食店、酒店等。当时的国都长安就是外国商人在我国最集中的城市。

   唐开元年间三彩胡人骑驼俑 

   双峰骆驼站立在菱形托板上，昂首引颈，作嘶鸣状，四腿肌肉起伏，如有弹性，四足前后错落，似欲起步。驼背上坐一胡人，深目高鼻，络腮胡。头扎幞头，身着翻领、窄袖、开胯、过膝的胡服，下着袴子，脚蹬高靴。手扶骆驼前肉峰。肩上站立一猴，猴一爪扶俑头部，一爪托腮，一副顽皮之相。除胡人面部敷白粉，五官、胡须等墨绘外，其余部分均施三彩釉。胡人和骆驼分别以深、浅的赭黄色为主色调，骆驼的头、颈、四腿及驼峰的绒毛均施以浅黄色釉，驼背的披垫施以绿、赭、黄三色釉。

   此件唐三彩作品出土于河南洛阳。人、驼、猴刻画生动，三彩釉施釉匀净无瑕疵，配色自然，清丽而不浮华，塑造艺术和三彩釉的烧制技术都达到了极其娴熟的高度，显示了我国唐三彩技艺之精湛。

   作品中的胡人为西域康国人形象。唐代强盛，于西域(新疆)各地置都护府，使汉代开拓的自京都长安经河西走廊、直至中亚各国到地中海东岸的“丝绸之路”重新畅通。康国人善商贾，骑驼陶俑塑造了盛唐时西域康国人东来华夏的情景，表现了他们在我国经商之暇，戏猴、骑驼漫游之情趣。 

   北朝至唐代出现的骆驼并非偶然现象，恰好与丝绸之路的兴盛的历史背景吻合。特别是唐代，富有开放胸怀的帝王唐太宗，坚决反对“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陈腐观念， 把中外交流推向高潮，骆驼在沙漠中像凌波劈涛的航船，接受人类的使命，用坚毅的脚 掌踏出了一条连接欧亚的“丝绸之路”，使不同的文明穿越大漠融汇碰撞，强烈地冲击 着中国文化本身，蕴育出了以“胡汉”相融为特色的唐文化。骆驼的艺术形象那种磅礴、 奔放的风格，正是象征了社会前进途中的艰难曲折和美好理想。

   骆驼在现实生活中的作用延续很久，清朝军队中的“骆驼兵”，在西北边疆的战争中立过战功，现代中国西北边境的边防站虽然几乎都装备了汽车，但当汽车缺少燃油或 需要修理时，随时都有巡逻任务落在军驼的身上，军驼仍然长年累月和士兵一道巡逻在边防线上。目前沙漠戈壁地区，车辆还不可能完全取代骆驼，骆驼还将长期活跃在使人望而生畏的戈壁沙漠。骆驼的载人、运输用途仍在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