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老斑驳的石库门,高脚杯、咖啡吧和老唱片里都流淌着香艳的上海情。东方明珠广播电视塔更是上海必去景点之一,然而要了解上海文化,上海的教堂是重点之一。上海是地域性非常强的城市,教堂带有浓烈的本土化特征。
百年老上海的变幻风云和旖旎风情,是多少人茶余饭后不倦的谈资,但提及是什么“构筑”了这十里洋场,人们津津乐道的往往只有外滩的银行大楼和法租界的花园洋房,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的周进博士认为,从上海开埠到20世纪初,教堂建筑是被忽略的重要部分。近期一本《上海教堂建筑地图》以简明的文字和丰富的图片呈现了一条上海教堂的行走路线,从历史和建筑的角度解析了现存的48座教堂,希望唤起人们对那个圣乐飘飘和高塔耸立时代的回忆。
1949年上海教会的统计数字显示,上海曾经拥有771所教堂,但这一数字中近一半是利用固定空间挂了牌的教友聚会点,仅在宗教学意义上被算作教堂,而实体教堂建筑则为471所。在研究过程中,周进又以100平方米为界,剔除那些没有足够辐射群体的小教堂,最后剩下107所作为重点的研究目标。
书中选取了48所富有特色的教堂呈现,其中包括5所1949年以后建造或改建的教堂。书以地铁交通为依托,按区来划分。在每一部分的最开始会有一张区域地图,图上标注出所述教堂的位置和附近的地铁线路,方便读者根据需要选择路线。
每一所教堂的文字部分,介绍其历史背景和建筑特色,作者还贴心地附上了教堂的开放时间和参观小tips,使这本小册子成为名副其实的上海教堂行走指南。
位于黄浦区梧桐路137号的敬一堂,建造于1640年,中国现存最早的教堂。
唐镇天主堂内部,典型的哥特式建筑结构。
书中选取的教堂首先是要有历史价值。比如位于老城厢的敬一堂,早已因年久失修而破败不堪,但1640年建造的这所天主教堂代表了上海现存教堂的起点;江西路上新近整装完成的圣三一堂,则是上海在1843年开埠后现存最早的基督新教教堂;而浦东的唐镇天主堂,是19世纪上海建造的最后的一座大教堂,建于1897年,也是当时上海的制高点。整本书虽然没有以时间顺序排列,却呈现了近400年来的上海教堂历史的发展脉络。
位于徐汇区蒲西路158号的徐家汇天主教堂,建造时间为1847-1851年(现存建筑1906年建),远东第一大教堂,上海唯一一座双钟塔式教堂。
位于黄浦区四川南路36号的圣若瑟堂,建造时间1860-1861年,上海现存最早的单钟塔式哥特教堂。
其次,选取的教堂要在建筑上有一定的代表性。上海人最为熟悉的徐家汇天主教堂不仅是近代上海最大的教堂,还是独一无二的双钟塔式结构。周进解释说,在西方,教堂的建筑风格从罗马风到哥特再到文艺复兴,有其转变的过程,双钟塔在哥特式教堂中非常多见,而单钟塔是在短暂的过渡过程中出现的形式。但对于一下子打开大门接受不同风格的上海来说,单钟塔模式因为简单而成为建造者的选择。
昆山路上的景灵堂,从主立面看是典型的罗马风格,但是走进内部却发现教堂被分为三层,一层作为小礼拜堂,二楼有通高两层的大厅,这种分层的情况在国外十分少见,确是上海教堂的特色;而位于西藏路上的沐恩堂,除了教堂大厅的主体建筑,周围还有四个小建筑将其围合,分别作为教育、医疗、慈善、办公的场所,布局十分奇特。
移民的传教人员,除了教堂外没有其他依托的实体,所以教堂除了承担宗教意义上的功能外,还需要提供城市的其他公共服务,这就使得在上海的教堂被建造为一种功能复合型的建筑。如果说景灵堂采用的是垂直加层的方式,那么沐恩堂就是在水平上铺开。
位于青浦区漕河街的朱家角天主堂,建造时间1860年(现存建筑1883年建),江南民居风格的教堂。
位于虹口区多伦路59号的鸿德堂,建造时间1882年(现存建筑1925-1928年建),上海现存唯一的中国古典复兴风格教堂。
选进小册子的教堂有上海教堂的本土化特色。例如,位于青浦的朱家角教堂运用了飞檐起翘、对联等典型的中国古典建筑语言;更有意思的是在虹口区多伦路上的鸿德堂,其建筑完全是中国古典复兴风格,在重檐大屋顶下用斗拱与墙体相连接,用中式的巨柱支撑起西式的宏大体量。
本土化是周进在书中反复提到的概念。《上海教堂建筑地图》的封面很有趣,红色背景上是用简笔画出的一个“非典型性”小教堂。有十字架、玫瑰窗、拱券门,可是除此之外怎么看都是一座典型的江南小民居。
这种本土化特征呈现出明显的地域化区分:越深入郊区,本土化程度越强,反之亦然。这是由于郊区多为长期扎根的本土居民,是基于血缘亲缘的社会,对于地域文化有强烈的认可度,而中心城区的人们更多则是由地缘产生的联系,特别老上海的中心城区是租界,所以主流欧洲教堂样式的推行并不困难。
位于徐汇区新乐路55号的圣母大教堂,建造时间为1934-1936年,上海仅存的两所东正教堂之一,不对外开放。
关于区域分布还有一张有意思的图,天主教堂和东正教堂时(上海仅存两所东正教堂且都已不作原用),一目了然的结果显示,几乎所有的新教教堂都处于城市的中心地带,而天主教堂则位于城郊。
这同两大教派的传播方式有密切关系。17世纪早期即进入中国的天主教派一度发展十分迅猛,但在清代的禁教运动中遭到重挫,不得不谨慎地避开城区,依托江南水乡的密集水网在郊区村落进行传教,一方面是为了避免当权者的政策变动带来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希望通过亲缘关系建立世代稳定的信教传统。开埠后作为后来者进入的新教,已难以撼动天主教在城郊的影响力,加上未经历过挫折无所畏惧,就将其传教对象集中在中心城区的大量流动人口中。
上海教堂呈现出本土化风格的原因,除了地域文化的强烈认可,在20世纪20年代后大量西方留学建筑师的归来也推动了本土化的过程。他们不像传教士一样恪守宗教原则,而更加注重对建筑本身的追求。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教会的开放性也越来越强。
“你很难想象那个时候的教堂与市民生活的紧密联系。”周进说。教堂不单纯是传教的宗教场所,它还承担起了城市的许多配套功能。现在的瑞金医院,以前叫做广慈医院,就是天主教基督会的医院;四川南路上的若瑟堂,其主楼今天仍作为四川南路小学的校舍,当时几乎每个教堂都有附属的学校,而教会学校拥有老上海最好的教育资源;还有各种宗教、科学、文化的出版物几乎都在上海教堂印刷出版,这使得上海虽然在全国教会的行政地位不高,却是名副其实的近代中国传教中心。
位于杨浦区杭州路349号的圣心教堂,建造时间1931年,沪上仅存的医院教堂,现为杨浦区老年医院。
“当人们谈起近代上海,目光往往聚焦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其实百年上海是个宽泛的历史,特别是你去看1843年到1899年,这前半部分也很有趣。”周进说。他在查阅资料的过程中发现,将现存的自1843年的建筑“论资排辈”,前三位分别是董家渡教堂、圣三一堂和若瑟堂,直到第四名才有1873年建造的英国领事馆。后来人们津津乐道大光明电影院、国际饭店、外滩建筑群、花园洋房等几乎都是20世纪的产物,而纵观19世纪,优秀的建筑几乎只有教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