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绘画中一种独特的体裁，民间年画定型于酒楼茶坊林立、勾栏瓦舍密布的宋代。不过，那时不称“年画”——北宋时唤作“纸画”，明代宫中叫“画贴”；清代是年画艺术极为繁盛的时期，“年画”一词正是始见于《乡言解颐》。

   民间年画，既在年画前冠以“民间”二字，可见与钟情于山水写意的“文人画”并不相同。主要是工笔人物画，风景、器物等一般是作为衬景、补充，渔樵耕读、士农工商、三教九流，尽在画中，好一幅众生相，一派人间烟火。

   虽说是民间艺术，年画也自有它的讲究——民间画诀。“人各有习，习各有宜。识得此意，画无不奇”，这是一般画理；再如，“武将扬手过盔头，文官捻髯露半手，小生不作呆立像，美人摸鬓侧面瞅”，那是画中角色身段的奥妙。年画工艺流程也并不简单，传统套色木版年画，一般要经过起稿、刻墨线版、刻套色版和印刷四道工序，方能成就一幅幅精美的年画。

  北宋年间，年画作坊和经营“纸画儿”的“画市”涌现，不仅民间作坊遍布，京城也有官坊印刷，木版年画的发展成为必然。宋《东京梦华录》记载：“近岁节，市井皆印卖门神、钟馗桃版、桃符及财门钝驴、回头鹿马、天行贴子。”由此可见，当时东京汴梁（今河南开封）及周边朱仙镇等地木版年画的印刷及销售盛况空前。事实上，为保障大都市的年画需求，朱仙镇几乎是家家户户做木、制版、制色、造纸、印刷、售卖，分工明确，开馆舍店铺、搞长途贩运生意兴隆。

   北宋灭亡之后，自开封勃兴的木版年画形成了两大发展区域，南方以南宋都城临安为中心，逐渐向苏、闽、粤等沿海地区发展；北方以金都平阳为中心，向陕、冀、鲁等地区扩散。

   元代，元曲对于戏曲年画产生了重要影响，反映男耕女织的“耕织图”等题材进一步发展。至明代，手工业的兴盛极大促进了年画作坊的繁荣。据记载，当时朱仙镇从事该行业的多达300余家，大商号招收工人过千，雕版几千套，木版年画远销各地。随着时代变迁，人们对驱魔逐鬼的门神、钟馗的信仰日渐淡化，盼望五谷丰收、百福临门、子孙昌盛的思想日益浓厚，寓意吉祥的年画题材得到发展。

   清代，木版年画不但开始吸收、借鉴西洋版画技法，还与戏曲、文学、音乐等相互渗透，形成了苏州桃花坞、天津杨柳青南北两大木版年画市场。清代中期，朱仙镇的部分商号迁入开封发展。清末，以石印机器印制的月份牌兴起，对木版年画构成了冲击。木版年画重回门神、灶神等众神题材，日趋萧条。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发布《关于开展新年画工作的指示》，大量歌颂新社会、新生活、新思想的题材画样涌现。河南开封市组织民间艺人成立了木版年画制作社。改革开放后，朱仙镇政府还成立了河南朱仙镇木版年画社等机构，先后挖掘、整理出200余块年画老版，重新印制老版年画300多套，并编印了《开封朱仙镇木版年画精选》等，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

   年画之所以成为民众的所爱、春节的“宠儿”，关键在于它的草根性。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杨柳青、桃花坞等地已开始细分年画市场，传统年画销农村，创新年画销城镇。中国民间艺术家冯骥才在谈到如何让朱仙镇木版年画“活”起来时，也强调了两点：一要把艺术还原成文化，把艺术功能转化为文化功能；二要从传统市场进入现代市场，让民间文化进入现代生活。简而言之，木版年画的发展离不开立足于地域文化和时代特色的创作、经营。

   作为独立画种的年画，不仅仅是“年的画”，表达的也不仅仅是年的期盼。年画中，有与天地的交流，有对历史的回望、对祖先的怀念，有人们趋吉避凶的愿望，这些根植于中国人心灵深处和中国文化深处的艺术表达，是传承和发展年画的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