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老斑驳的石库门，高脚杯、咖啡吧和老唱片里都流淌着香艳的上海情。东方明珠广播电视塔更是上海必去景点之一，然而要了解上海文化，上海的教堂是重点之一。上海是地域性非常强的城市，教堂带有浓烈的本土化特征。

   百年老上海的变幻风云和旖旎风情，是多少人茶余饭后不倦的谈资，但提及是什么“构筑”了这十里洋场，人们津津乐道的往往只有外滩的银行大楼和法租界的花园洋房，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的周进博士认为，从上海开埠到20世纪初，教堂建筑是被忽略的重要部分。近期一本《上海教堂建筑地图》以简明的文字和丰富的图片呈现了一条上海教堂的行走路线，从历史和建筑的角度解析了现存的48座教堂，希望唤起人们对那个圣乐飘飘和高塔耸立时代的回忆。

   1949年上海教会的统计数字显示，上海曾经拥有771所教堂，但这一数字中近一半是利用固定空间挂了牌的教友聚会点，仅在宗教学意义上被算作教堂，而实体教堂建筑则为471所。在研究过程中，周进又以100平方米为界，剔除那些没有足够辐射群体的小教堂，最后剩下107所作为重点的研究目标。

   书中选取了48所富有特色的教堂呈现，其中包括5所1949年以后建造或改建的教堂。书以地铁交通为依托，按区来划分。在每一部分的最开始会有一张区域地图，图上标注出所述教堂的位置和附近的地铁线路，方便读者根据需要选择路线。

   每一所教堂的文字部分，介绍其历史背景和建筑特色，作者还贴心地附上了教堂的开放时间和参观小tips，使这本小册子成为名副其实的上海教堂行走指南。

   书中选取的教堂首先是要有历史价值。比如位于老城厢的敬一堂，早已因年久失修而破败不堪，但1640年建造的这所天主教堂代表了上海现存教堂的起点；江西路上新近整装完成的圣三一堂，则是上海在1843年开埠后现存最早的基督新教教堂；而浦东的唐镇天主堂，是19世纪上海建造的最后的一座大教堂，建于1897年，也是当时上海的制高点。整本书虽然没有以时间顺序排列，却呈现了近400年来的上海教堂历史的发展脉络。

   位于徐汇区蒲西路158号的徐家汇天主教堂，建造时间为1847-1851年（现存建筑1906年建），远东第一大教堂，上海唯一一座双钟塔式教堂。

   位于黄浦区四川南路36号的圣若瑟堂，建造时间1860-1861年，上海现存最早的单钟塔式哥特教堂。

   其次，选取的教堂要在建筑上有一定的代表性。上海人最为熟悉的徐家汇天主教堂不仅是近代上海最大的教堂，还是独一无二的双钟塔式结构。周进解释说，在西方，教堂的建筑风格从罗马风到哥特再到文艺复兴，有其转变的过程，双钟塔在哥特式教堂中非常多见，而单钟塔是在短暂的过渡过程中出现的形式。但对于一下子打开大门接受不同风格的上海来说，单钟塔模式因为简单而成为建造者的选择。

   昆山路上的景灵堂，从主立面看是典型的罗马风格，但是走进内部却发现教堂被分为三层，一层作为小礼拜堂，二楼有通高两层的大厅，这种分层的情况在国外十分少见，确是上海教堂的特色；而位于西藏路上的沐恩堂，除了教堂大厅的主体建筑，周围还有四个小建筑将其围合，分别作为教育、医疗、慈善、办公的场所，布局十分奇特。

   移民的传教人员，除了教堂外没有其他依托的实体，所以教堂除了承担宗教意义上的功能外，还需要提供城市的其他公共服务，这就使得在上海的教堂被建造为一种功能复合型的建筑。如果说景灵堂采用的是垂直加层的方式，那么沐恩堂就是在水平上铺开。

   位于青浦区漕河街的朱家角天主堂，建造时间1860年（现存建筑1883年建），江南民居风格的教堂。

   位于虹口区多伦路59号的鸿德堂，建造时间1882年（现存建筑1925-1928年建），上海现存唯一的中国古典复兴风格教堂。

   选进小册子的教堂有上海教堂的本土化特色。例如，位于青浦的朱家角教堂运用了飞檐起翘、对联等典型的中国古典建筑语言；更有意思的是在虹口区多伦路上的鸿德堂，其建筑完全是中国古典复兴风格，在重檐大屋顶下用斗拱与墙体相连接，用中式的巨柱支撑起西式的宏大体量。

   本土化是周进在书中反复提到的概念。《上海教堂建筑地图》的封面很有趣，红色背景上是用简笔画出的一个“非典型性”小教堂。有十字架、玫瑰窗、拱券门，可是除此之外怎么看都是一座典型的江南小民居。

   这种本土化特征呈现出明显的地域化区分：越深入郊区，本土化程度越强，反之亦然。这是由于郊区多为长期扎根的本土居民，是基于血缘亲缘的社会，对于地域文化有强烈的认可度，而中心城区的人们更多则是由地缘产生的联系，特别老上海的中心城区是租界，所以主流欧洲教堂样式的推行并不困难。

   位于徐汇区新乐路55号的圣母大教堂，建造时间为1934-1936年，上海仅存的两所东正教堂之一，不对外开放。

   关于区域分布还有一张有意思的图，天主教堂和东正教堂时（上海仅存两所东正教堂且都已不作原用），一目了然的结果显示，几乎所有的新教教堂都处于城市的中心地带，而天主教堂则位于城郊。

   这同两大教派的传播方式有密切关系。17世纪早期即进入中国的天主教派一度发展十分迅猛，但在清代的禁教运动中遭到重挫，不得不谨慎地避开城区，依托江南水乡的密集水网在郊区村落进行传教，一方面是为了避免当权者的政策变动带来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希望通过亲缘关系建立世代稳定的信教传统。开埠后作为后来者进入的新教，已难以撼动天主教在城郊的影响力，加上未经历过挫折无所畏惧，就将其传教对象集中在中心城区的大量流动人口中。

   上海教堂呈现出本土化风格的原因，除了地域文化的强烈认可，在20世纪20年代后大量西方留学建筑师的归来也推动了本土化的过程。他们不像传教士一样恪守宗教原则，而更加注重对建筑本身的追求。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教会的开放性也越来越强。

   “你很难想象那个时候的教堂与市民生活的紧密联系。”周进说。教堂不单纯是传教的宗教场所，它还承担起了城市的许多配套功能。现在的瑞金医院，以前叫做广慈医院，就是天主教基督会的医院；四川南路上的若瑟堂，其主楼今天仍作为四川南路小学的校舍，当时几乎每个教堂都有附属的学校，而教会学校拥有老上海最好的教育资源；还有各种宗教、科学、文化的出版物几乎都在上海教堂印刷出版，这使得上海虽然在全国教会的行政地位不高，却是名副其实的近代中国传教中心。

   位于杨浦区杭州路349号的圣心教堂，建造时间1931年，沪上仅存的医院教堂，现为杨浦区老年医院。

   “当人们谈起近代上海，目光往往聚焦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其实百年上海是个宽泛的历史，特别是你去看1843年到1899年，这前半部分也很有趣。”周进说。他在查阅资料的过程中发现，将现存的自1843年的建筑“论资排辈”，前三位分别是董家渡教堂、圣三一堂和若瑟堂，直到第四名才有1873年建造的英国领事馆。后来人们津津乐道大光明电影院、国际饭店、外滩建筑群、花园洋房等几乎都是20世纪的产物，而纵观19世纪，优秀的建筑几乎只有教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