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称为“新浙派”写实人物画领军人物的方增先，在全国政协举办的《上海当代国画优秀作品展》中，送展的作品画风大变：在写实的基础上，吸收了表现主义方法，创造了积墨人物画，引起画界瞩目。

    落伍的痛苦

    画风的“变化”，前后经历了将近二十年。1983 年，方增先这位新人物画开创人从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原浙江美院）调到上海中国画院任副院长。当时西方现代艺术正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拂大江南北，他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要创作出跟得上时代步伐的作品。落户的第二个月，他就到青藏高原去体验生活，画了许多写生人物和创作画。回来后，他将一部分自认为“蛮不错”的作品寄给了杂志和画刊，但迟迟没有发表。有熟悉的人婉言告诉他：“现在不兴这种画法了”，随后把稿子给退了。每当回忆起这些，方增先说：“当时很苦闷，我真的老了吗，会被淘汰吗？这个问题一直萦绕在脑海。”

    有一个强烈的愿望支持着他：不能抱着原有的风格一成不变，要重新审视自己的过去，要有所创新。50年代，方增先在黄宾虹、潘天寿的影响下，尝试新人物画。他探究水墨点线、大小墨块之间的浓淡干湿；用写实的手法，创作了一批造型与笔墨兼重的人物画。1955 年他的《粒粒皆辛苦》成了新人物画的开山力作；十年后，他的《说红书》在全国美展上轰动一时，成为写实人物画走向成熟的代表作，影响了南北画坛。他说：“当初的成功是在晚清海派人物画的基础上嬗变而来；今天要想再跨进一步，也必须在原来的基础上进行变革、创新。”

    新的尝试与探索

    1985 年，摆在他面前的是继续担任画院副院长还是到上海美术馆担任馆长？他选择了上海美术馆。理由只有一个：能更多地接触东西方、海内外各种绘画作品，逼着自己去研究、去探讨。

    走马上任三把火，有一把就是他任命青年画家张建君担任馆长助理，要求他在绘画的抽象、变形上做些探索。方增先说：“那时，我已经50多岁了，由于长期受的是传统绘画教育，对西方现代艺术看不懂。而青年人接受能力强，又没包袱，他们很快就创作出一批带有中国味的现代艺术。这些作品对我来说，是把西方的现代艺术进行了‘翻译’，因而看得懂，也能理解。”那几年，美术馆只要有现代艺术展，方增先总要拿着钢笔临摹，研究块面的形成，学人家是怎样变形的，夸张到什么程度恰到好处……在此同时，他画了大量变形的白描古装人物，意在巩固新的探索。熟能生巧，渐渐地，他的画从写实中走了出来，有了夸张变形的意味。

    《母亲》成了他画风上的一个转折点。一开始画得比较写实，但他不满意自己过去的画风，决心从这张画开始突破，改变原来的风貌。他将藏族母亲的形象夸张成山石一样雄伟，但神情流露出一种焦虑。这一夸张、反差，很符合他长期以来憧憬、思考的新风格。这幅画不仅获得了“齐白石奖”，还在第七届全国美展中获银奖。这下，更坚定了他变革的信心。

    创造积墨人物画

    造型变了，“墨”还没变。“墨”成了他主攻对象。他临摹了大量宋元明清的山水画，发现层层交错、层层积叠的积墨法，在表现藏民和农民形象的厚重与质朴上，能达到以有限的艺术手段表现无限内涵这一效果。于是，他改变了以往墨线勾勒后涂层水墨的习惯，用积墨法画了一系列作品，如《祝酒舞》《梦》《佛珠》等。不过，这些积墨法都是运用在表现人物的衣着上。

    去年，他决意再作尝试，用积墨的手法处理人的头、手、肌理。感觉告诉他，只有这样，才能表现藏民那种岁月沧桑感和厚重感。他画了《大山的回忆》，又画《闲看行路人》，将一组人物处理成一个整体，浑然一片，既有现代感，形式感也很强。为了这次展览，他又创作了《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家乡板凳龙》，反映农村舞龙灯、庆丰收的景象。他用积墨法画成群的人物，把舞龙的人群处理成一片，如果遮掉头部，简直就是一整块山石。在处理整体的同时，又令人物各具特征，做到既统一又不失精微。他说，过去是“画”形象，画是生活中直觉的感受，直觉的形象；现在是“造”形象，到生活中收集素材，以提炼为主，在创作中注重第二度创作，因此是“造”形象。

    通过积墨人物画的试探，方增先进入了一个新的艺术空间。他说：“艺术的创新是无穷无尽‘路漫漫其修远兮’的过程。自己虽已70多岁，还会继续走下去，让积墨人物画尽快成熟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