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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风眠的酱油
来源:深圳特区报  时间: 2015/5/15 17:48:09

作者李舒


    ◎ 李 舒

    摘要

    1926年,蔡元培邀请林风眠回国。在新加坡中转上船时,林风眠与徐悲鸿不期而遇。说来也奇,两人同在巴黎美术学院求学,之前竟从来没见过面。在学院派的徐悲鸿眼里,林风眠热衷的塞尚、毕加索都是“欺世盗名”的“祸害”,且一个是官费留学生,一个是勤工俭学的自费生,境遇有明显落差,不在一个交际圈。徐问林风眠回国有什么打算,林老老实实地说,还在找工作,没有着落。林风眠哪里知道,蔡元培已经保荐他为北京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校长,只是介绍信寄去时他已上了轮船。

    香港的素菜馆很多,从上海开过去的功德林算是其中较为有名的一家,开在铜锣湾的告士打道,我最爱那里的拌面,是正宗上海味。香港的“上海功德林”,自然是上海人开过去的,老板说起来鼎鼎有名,是当年上海滩国泰影业公司老板柳中亮的公子柳和清和他的夫人——著名电影明星王丹凤。听说前几年,夫妇俩已经把功德林卖给他人,归隐乡里,不过那碗拌面,却依旧好滋味。听说,秘诀是酱油。

    功德林家的酱油,是特制的,但似乎又不是现在传说中的X年陈酿酱油,是经过调和的,而这种独家秘方,来自林风眠。

    柳和清与林风眠是共过患难的至交好友,林风眠在吃上并不讲究,他家对面有一家规模很小的米店,他经常在那儿买五分钱的面条,这是他每天中午的午餐。柳和清去看他,他就拿出自己的拿手菜——菜干烧肉,这道菜来自林风眠的家乡,据说味道十分浓郁,源自他自己加工制作的独家酱油:将买回的酱油加上白糖、生姜,煮沸后冷却。柳和清记住了这个味道,到香港开功德林时,也用这样的酱油进行调味,这是那道拌面能够吃出家乡味的关键。

    而对于林风眠来说,这似乎只是果腹而已。他曾告诉柳和清,自己“每个月都会煮一两次这道菜,一天吃不完就隔天再吃,后天再吃,一直要吃到菜干发黑为止。” 1951年,年过半百的林风眠离开杭州,和法籍夫人及女儿定居上海,住在南昌路53号一幢新式里弄的住房里。天天吃五分钱面条的林风眠,那时候已经捉襟见肘到连房租都没办法支付(每月津贴80元人民币,房租则为160多元)。为了减轻生活负担,他的太太爱丽丝和女儿离开上海去巴西定居,他把楼下的房屋退掉,一个人住楼上的一层。生活的窘迫并不是林风眠心中最大的哀伤,他吃着发黑的菜干烧肉也颇为自得,他为了另外的事情伤心——没有人欣赏他的画,那是每一个画家最大的心痛。他的知音米谷写了《我爱林风眠的画》发表在《美术》杂志上,却有人突然批判这篇文章,并指责林风眠的画作不为社会主义服务,思想感情是资产阶级的,所以是“黑画”。柳和清回忆,“这对林先生来说是极大的打击,他的自尊心严重受挫,更担心自己的生活再一次受到影响。在那段‘凄风苦雨’的岁月里,南昌路上经常可以看到林先生瘦小、孤单的身影,悠悠地在马路边徘徊、踟蹰,冷冷清清,孤孤寂寂……有一次,他甚至无奈地对我感叹道:‘今后,我的画恐怕只好挂在自己家里孤芳自赏了!’言语中有着无尽的失落、悲哀与无奈。”



青年时期的林风眠


    林风眠,似乎是生来孤独的。

    1900年,他出生在广东梅县的一个小山村里,本名林凤鸣,爷爷是石匠,这似乎是家族职业,林风眠自己也曾做过石匠。后来他到法国第戎美术学院求学时,校长杨西斯先生和他交谈,他毫不避讳自己的穷乡村农民出身,杨西斯校长误把“石匠”理解成“雕塑家”,林风眠非常坚持地对校长说:“不不不,我是个石匠,不是雕塑家。”

    中学里,林风眠就已经显露出了他的天分。他的绘画作业经常被老师打上120分的高分。有同学不满,老师却说:“和我画得一样好的打100分,画得比我好的当然要打120分。”崭露头角的林风眠没有想到,自己的一个无心之举居然给母亲带来的无妄之灾。灾祸的源泉来自村上的那家染坊,年幼的林风眠每天陪着祖父上山雕刻石头手工后,常常喜欢去那里,看那些天然的颜色。回到家中,他还不忘告诉母亲,那些神奇的印染,氤氲在大染缸中富有层次的蓝色,母亲和他一起去看,也喜欢上了那些颜色,同时喜欢上的,还有染坊老板。这样有伤风化的事情当然不能被容忍,乡里的人们把母亲捆绑在林家祠堂前的屈辱柱上拷打示众,甚至商议要将她浸猪笼。

    因为少年林风眠的再三呼救,母亲幸免一死,但当夜还是被逐出家门,卖到了异乡,这是他和母亲的最后一面。年幼的林风眠大病一场,半年之后方能下地走动。后来,林风眠画过很多以“宝莲灯”、“白蛇传”为题材的画,“救母”是他一生不能解脱的情结,他想做沉香,想做许士林,他们都解救了自己的母亲。成年后,林风眠曾经多次打听,有人说母亲被卖到山区不知所终,有人说母亲被浸了“猪笼”。直到晚年,林风眠还常喃喃地说,如果没带母亲去那家染坊,或许就不会发生后来的悲剧。

    林风眠的一生,似乎总在和至亲至爱离别,除了母亲,还有妻子。根据柳和清回忆,“在我的收藏中,就有这样一幅颇为特别的仕女,画面上,美丽女子的头上还有另一个美女的幻影,林先生解释说:那天他梦到了自己的妻子,又梦到了自己的母亲,因此根据梦境画成了这幅作品。或许,这正是这位外表沉默、不苟言笑的艺术家思母心切而产生的一种特别的想像与情怀吧!”1923年,在法国学了三年绘画的林风眠,忽然有了游学德国的念头,便与好友林文铮,还有学雕塑的李金发,一起去柏林。学艺术的人难免浪漫,林风眠很快与德籍奥地利姑娘罗拉热恋上了。她出身贵族,毕业于柏林大学化学系,两人一见钟情。虽然他的德语很糟糕,但丝毫不影响两个人的眉来眼去——他们用字典谈情说爱。婚后不久,罗拉为小家庭带来了一个孩子,但因产褥热去世,那个孩子也没有留下。从相识到相恋到最后的诀别,居然只有一年多时间。半个世纪之后,林风眠重回巴黎办画展,曾去寻找过当年的墓地。或许为了尽快忘记这段悲惨的过去,1925年4月18日,林风眠和第戎美术学院雕塑系的同学爱丽丝·法当结婚。只是不知道是不是为了摆脱对罗拉的思念,他和爱丽丝搬到了第戎城外的乡下。

    1926年,蔡元培邀请林风眠回国。在新加坡中转上船时,林风眠与徐悲鸿不期而遇。说来也奇,两人同在巴黎美术学院求学,之前竟从来没见过面。在学院派的徐悲鸿眼里,林风眠热衷的塞尚、毕加索都是“欺世盗名”的“祸害”,且一个是官费留学生,一个是勤工俭学的自费生,境遇有明显落差,不在一个交际圈。徐问林风眠回国有什么打算,林老老实实地说,还在找工作,没有着落。林风眠哪里知道,蔡元培已经保荐他为北京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校长,只是介绍信寄去时他已上了轮船。他们的船刚在上海抵港,就看见岸上大红条幅写着“欢迎林校长回国”。一名学生挤上船喊着:“我们来接林风眠校长,谁是林校长?”林风眠连忙躲开说:“我是林风眠,但我不是校长。”年仅26岁的林风眠,就这样稀里糊涂地被“架”到北京,当了全国最高艺术学府的校长。



《花鸟》林风眠作品


    林风眠上任后请了齐白石任教,那时齐白石65岁,还未真正成名,是正统国画家讥笑的“野狐禅”。艺专国画系教师群起反对,说齐白石这个木匠从前门进来,我们就从后门出去。齐白石也自嘲是个乡巴佬,不肯到洋学堂教书。但林风眠一再坚持,并且一次次登门劝说老人来学校上课。齐白石上课的时候,林风眠专门准备了把藤椅让他坐着,下课,林风眠亲自送他出校门,齐白石握着他的手说:“林校长,我信得过你了。”


    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一年之后,林风眠的同乡好友、一同留学欧洲的熊君锐在中山大学被暗杀,深受刺激的林风眠抑制不住愤懑,挥笔画下了他的名作《人道》。他组织学生到民间写生,了解民间疾苦,举行北京艺术大会,提出美术是改造社会的利器。有“枪毙部长”之称的教育总长刘哲十分顽固保守。他认为人体艺术有伤风化,坚决反对,更扬言林风眠是“共产党”,向张作霖建议把他抓起来枪毙,幸亏张学良为林风眠说了句公道话:“林风眠一个画画的,没什么了不得的,放他一马吧。”一句话的救命之恩,林风眠记了一辈子,1989年,他去台北开画展,还专程去看张学良,那一年,距离林风眠逝世,还有两年。

    在压力之下,林风眠辞职南下杭州。1931年,蒋介石携宋美龄回奉化老家小住,途经杭州,专门到艺专参观,林风眠陪他看画。看到《痛苦》时,蒋介石脸色很难看:“青天白日之下,哪有那么多痛苦的人?”这是促使林风眠画风转折的一个关键事件,此后他的作品由灰黑色调转向明朗色调,写实转向写意。

    不过,许多人都说,即使没有那些变故,林风眠也并不适合当校长,他既缺乏灵活的应变力,也没有要主持画坛的领袖欲望,他虽然历任艺术教育界要职,却很不喜欢在社交场上应酬。有作家去拜访他,回来后写道:“一只白木桌子、一条旧凳子、一张板床。桌上放着油瓶、盐罐……假如不是泥墙壁上挂着几幅水墨画,桌上安着一只笔筒,筒内插了几十支画笔,绝不会把这位主人和那位曾经是全世界最年轻的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校长的人联系起来。”他只想画画,醉心于水墨和油彩的交合。据李可染、席德进等回忆,他的屋里总是放着厚厚的裁成方形的宣纸,画起来很快,有时一日能画数十幅。

    林风眠在北京辞职后,到杭州筹建艺术院并任校长,这一次的恩人还是蔡元培。蔡元培把林风眠当作教育思想上难得的忘年知己。为了给林风眠壮大声势,蔡元培亲自主持开学典礼,并题写校名,介绍自己的长女、油画家蔡威廉来当老师。典礼结束后,蔡元培当晚住在林风眠在西湖边的小木屋,而不去住已给他安排好的豪华旅馆新新饭店,杭州的各界名流要拜访蔡元培,都得到林风眠家,成为一时的大新闻。

    林风眠确实培养出了一批优秀的画家:吴冠中、李可染、赵无极、董希文、席德进、苏天赐……他鼓励学生释放天性,口头禅是“画不出来,就不要画,出去玩玩”。“放松一点,随便些,乱画嘛。”后来成为美学家的洪毅然在艺专上学时绘画拘谨,林风眠劝他作画前先喝酒,这样就会狂热起来。学生赵无极平时只喜欢西画,国画考试不到十分钟,在纸上涂了一个大大的墨团,题上“赵无极画石”,就收起画具扬长而去。老师潘天寿愤怒至极,认为是“目无师长,戏弄国画”,向校方提出开除赵无极。林风眠欣赏赵无极的才情,遂劝说潘天寿:“赵无极上课逃课,考试不认真,是要严肃处理,但念其年幼无知,先由吴老师批评教育,看看态度,如果能认错,我看这次就不必开除了。潘先生你看行吗?”这番话既照顾到了老师的尊严,又保护了值得培养的学生,息了事,宁了人。

    但林风眠仍旧是孤独的,他还是不喜欢参加那些聚会。1938年,林风眠离开了杭州艺专校长的位子,躲到一个仓库里去画画,那是一个很破旧的仓库,林风眠自己挑水,自己洗衣服,自己烧菜,一直待了4年左右。他每天买了纸来一张一张画掉,废笔成堆。

    上世纪五十年代,林风眠携眷回到上海,他没有任何职务,只靠卖画为生。而当爱丽丝因为生活所迫带着孩子离开他时,他仍旧自信地对柳和清说:“是为了能够安心画画”。前些年,前来瞻仰画家遗韵的艺术爱好者发现,53号楼下竟然开了一家情趣用品商店,一时群情激奋,情趣用品商店不久也迫于压力关闭了。其实早在1955年,林风眠就将一楼退掉,只租二楼,画画做饭睡觉都在一间屋子,艰辛的生活已让他顾不得风雅。

    1974年,林风眠的画作《山村》受到严厉的批判,此时的林风眠处境几近绝地。有一天,忽然接到“上面”通知,要他参加会见外宾。匆匆赶去,外宾竟是三十余年未见面的学生赵无极。众目睽睽之下,林风眠正不知如何应对,赵无极已疾步来到面前,长跪不起。林风眠老泪纵横,这一生,总算有人还记得他。

    他再次见到妻子家人,已经是“文革”后,他带走34幅旧作,换得一张从香港到巴西的单程机票的外汇,转机四次,飞行40多个小时,到巴西看望妻儿,这时他们已经分别22年。临行前,他把带不走的画全部送给朋友。好友巴金收到的是一幅《鹭鸶图》,这幅画至今挂在上海武康路113号巴金故居的客厅中。学生吴冠中收到的是芦塘和归雁,吴冠中想到先生此去孤雁离群,不禁潸然泪下。

    然后,他便一直客居香港,深居简出,凭记忆重画在“文革”中被毁掉的作品,一直画,画到生命的终点。1991年7月,心脏病突发住在医院里的林风眠,应傅聪之约,题写了“傅雷纪念音乐会”几个字,落款林风眠。这是他留给人世的绝笔。

作者简介

    李舒,女,八零后作家,复旦大学新闻学硕士毕业,做过时政记者,当过市场公关,现任《OK!CHINA》首席专题编辑。曾在《东方早报》、《三联生活周刊》等发表多篇艺术评论文章,出版《艺术巨匠赵孟頫》(河北教育出版社)等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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